“这么说也是一族之人了？那你这么想倒也不奇怪了！”赵延年笑道。

“你是什么意思？”蔡不疑怒道。

“没什么！你问我为何百姓不愿住在平原州县，却要去山林中谋生，那我也问你一个问题，你家中有多少田亩？僮客部曲几何？”

“这——”蔡不疑被问住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赵延年笑了笑：“答不出来了吧？若是我猜的没错，你家里少说也有田土七八十顷，奴仆宾客上百，田宅逾制那是肯定的！对不对？”

面对赵延年的诘问，蔡不疑罕见的保持了沉默，半响之后方才辩解道：“当今天下，逾制之家所在皆是，也不只有我蔡氏一门！”

“不错，不过正是因为天下田宅逾制之家所在皆是，百姓才逃入山中自活，须知得罪县官不过身死，得罪豪门却得灭门！”

“话可不能这么说！”蔡不疑冷笑道：“我蔡家行事忠厚，待家中宾客仆役如宗亲一般，并无两样，放着好好日子不过，却要流亡山中为不法之徒，岂能怪到我们头上？”

两人说到这里，已经是针尖对麦芒，火花四溅。而他们的争论，其实代表了贯穿整个两汉四百年的一场漫长战争——国家与新兴豪强地主争夺失地农民控制权的战争。

垓下之战后五个月，汉高祖刘邦就专门下诏承认秦朝遗留下来的军功爵体系，即后世著名的二十级军功爵。在这个体系下，人民将按照爵位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田宅奴婢。而在接下来的西汉历史中，朝廷向人民赐予、买卖爵位成为了非常普遍的现象，而后来的大部分爵位不再有随之赏赐的田宅奴婢，其结果就是汉朝成年男性普遍都有或高或低的爵位，这在后世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以得到印证。

显然，随着爵位的普遍化，二十级军功爵已经不再有秦代和西汉初年那种动员社会资源进行战争的能力。但二十级军功爵在两汉体系下产生了另外一种作用——即将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纳入统一的国家体系之下。

即在军功爵体系下，全社会的所有成员虽然有身份高低的不同，但其社会地位的高低是由国家保证的。比如按照二十级军功爵，最低一级的庶民有田一顷，而关内候有90顷，但庶民的这一顷和关内候的90顷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庶民是国家的庶民，关内候是国家的关内候，在这套体系里的人，他们的人身都只能属于国家，而非其他人的从属，这就是秦汉二十级军功爵的核心逻辑。

从后世汉墓出土的资料看，西汉时期普通民众平均拥有的土地也就二三十亩，远远少于二十级军功爵授田制下庶民占田一顷的标准，所以这个授田标准实际上是一个各等级占有土地数量的上限，也就是说，在西汉一开始授田制度和限田制度就是一体两面。

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西汉自耕农来说，他们的税务负担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土地税和人头税，而后者所占的比例远高于前者，这就是从秦国延续下来，一直到唐代的税收政策——舍地税人。在人少地多的当时，人才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国家在制度设计上就要想办法尽量对每一个民众的精确控制，自然人头税就成为税赋中的大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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