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钱以三年为期，先在三省创办三千五百所公塾，每所公塾先安置一名塾师，此后逐年增加，累计到每所公塾三名塾师。至于各地新式小学、中学、高中、中专、大学，则先请各地名绅置办，公办学堂则不急于求成，务必先求将三省公塾之事办好。在各村各屯，公家出钱，百姓只出力，修建公塾校舍，先以大屯大村为主，此后凡有百户之屯都应该设有公塾，普及到三省，待儿童读满六年，我们在各县也差不多都有了配套的中学和专科学堂，循序渐进，以十年之期将东三省的新学办起来。”

陈宝琛赞不绝口，道：“大人此策实在是太高明了，先使三省少年识字读书，再求新学西进，下官主管奉天学政，必当为三省之表率。”

宋彪微微颔，道：“奉天这边倒不仅仅是公塾。奉天府不仅是奉天省的治所之地，也是三省治所中心，我在俄租地的那段时间，和美国驻华公使罗克希尔、法国驻华公使吕班谈到了一件关于教育的事，那就是要求所有的外国教堂都必须开设教会学校，只要他们想在东北传教，他们就必须附带教育义务。此外。我和吕班公使还谈到了震旦大学的事，上海震旦大学原本是上海名绅马相伯所办，只是借用了法国天主教耶稣会的地皮。如今，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却将马相伯挤走，将震旦大学彻底改为教会大学。我请吕班公使出面斡旋，将震旦大学迁移到辽东半岛置办，作为补偿，我同意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奉天创办一所教会大学，地皮和建校的费用由我个人支付。除了这所法国教会创办的大学外，我也要请美国教会在奉天创办大学，而奉天学政局也要另外创办一所官办大学，就叫东北大学。”

稍作停顿，他又续道：“我做了一个大致的计算，东三省从明年开始。每一年的学政经费大约要保持在六百万两银子的规模，一半用于三省公塾，一半用于各国立学校，特别是各专科学校和大学，奉天府每年大约要有三百万两银子的款项。也就意味着主要的专科学校和大学都集中在奉天，这些事情就需要陈大人谨慎操办，务必要使得每两银子，甚至是每个铜钱都要用在实处。此外，我们还要出台各种法规政策，鼓励各地乡绅名流筹办私学。国私双办，务必要以十年为期限，将东三省的新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创办起来。”

陈宝琛听了这番话，不知是有多激动，只觉得全身流溢的都是鲜活的热血，人老至此，还能迎来这样的盛事，他何等不激动，当即肃然起身拜服在地，道：“总督大人，下官替朝廷，替万名，替东三省千万百姓谢过您了，下官老朽致斯，无所大致，唯求办新学以使民强国富，能遇到总督大人，实乃下官之福分，下官必当秉公办事，效力致终，务求能如大人所愿，将三省新学从无至有的办起来。”

宋彪明白别人为什么而激动，这是真有一颗拳拳之心，他起身将陈宝琛搀扶起来，道：“陈大人乃是忠义耿直之名士，能请陈大人来三省置办新学，既是我的福分，也是三省百姓的福分啊。”

陈宝琛更是激动，只觉得整个大清国都仿佛是有救了，若是三省之新学办好了，全国效法，不出二十年间，大清国必当焕然一新，人才济济，民强国富。

宋彪心里也很高兴，毕竟是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来操办新学。

关于东三省新学，他所考虑到事情也绝对不止是这些，为了新学的事，他用钢笔写了整整三页信纸，作为东三省新学纲领，包括对国文教育、历史教育，他都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说，他对国文教育就特别强调要实施白话文教育，要编写整套的白话文教材，文言文也要教，四书五经还是要读，但他推荀子，并且是要尽快的找一些国学大师重新整理诸子百家文集，要以“隆礼尊贤，重法爱民”为新学德政教育的核心，在儒家和法家之间寻找合适的新古典精神。

在历史教育上，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都要兼顾，地理课和历史课相互结合，共同推进新一代青年的世界观、民族观、历史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现代民族精神。

他的新学并不是完全西化教育，而是要求能折中，找一条适合这个时代中国的特色之路，多快好省的先推行一条国民普及教育之路，再求西学东进之路。

他不仅要在东三省招募塾师，还要在整个中国北方征募，以较为优厚的薪俸吸引他们到东北从事普及教育，培养更多的识字少年，再通过新式教育将这些识字的少年培养成现代爱国青年和高素质的人才。

至于经费，靠收税是撑不住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印钞票了。

先印钞票撑住前五年，后面再靠三省税收的增加持续展，在这个过程中，公款和私款都得一起上，所谓行公债支持新学就是用他的私人钱财支撑着前几年，真要派给各地乡绅认购，估计也摊派不了多少。

在吃这顿晚饭的时间里，宋彪和陈宝琛、舒高立谈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将他设想的整套纲领和办法都说出来，说是纲领，可他并不在意陈宝琛是否完全照办，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特别是像陈宝琛、舒高立这样的老先生，固执一点很正常。

宋彪所在意的就是事情得办好，不管你们是什么想法，用了什么办法，别看我现在很尊重你，很重用你，如果你办不好，那我就会立刻换人，反正他是不会亲自去花各种精力来操办这些事。

所有事情都可以交给别人办理，这就是宋彪试图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操控三省新政和展的原则。

未完待续

第121章秋山真之一

宋彪不是那种会经常热血冲头的人，他冷静，他另类，他对世界的运行规则和人类的竞争法则有着固执的属于他的独特认识，但他也有自己的底线，触碰到这条底线总是很愚蠢的行为。

几个月前，他和法国施耐德公司的代理商法资福来德洋行达成了一份协议，约定法方以每枚175法郎约合5两库平银的价格向他长期供应75榴弹，并且预定了年产四万炮弹生产线及相关技术培训的合同。

法国人最初签订这份合同是因为他们对日俄战争预估失误，还有大量的炮弹库存积压在上海的洋行仓库里，但在供应了两万炮弹消化掉这些库存后，施耐德公司立刻撕毁了这份合同，将每炮弹的价格提升到日俄战争时期的33法郎，并且要求东北新军一次性签订为期三年总计四十万炮弹的新合同，因为原合同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双方的贸易总量，原则上也没有构成违约。

宋彪完全无法从商业的角度去理解施耐德公司到底怎么想的，唯一的解答就是法国人将中国人都视作一群连螺丝钉都无法生产的下等民族，除了接受他们这些文明人的条款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选择。

所以，宋彪决定一次性彻底更换供应商，以力排众议的方式将这件事定下来，一概拒绝和施耐德、福来德洋行洽谈任何形式的军火生意。

宋彪并不在乎对方的一时高价，他在乎的是对方那种顽固的偏见降低了他们的智商。以至于他们会不断做出各种愚蠢的事。

这两天里，东北新军后勤处就一直在给各火企业电报，询问75榴弹炮的售价，并且愿意采取长期合同的方式，在未来五年内，每年最低购入十万炮弹。

这天下午，日本海军第一舰队参谋长秋山真之忽然抵达奉天城。在军部外要求拜见宋彪，并且拜托哨兵声明是来答谢宋彪救助其兄长秋山好古的事。

等舒方德将此事汇报给宋彪的时候，宋彪显得很有点不可思议。此时，他正在和负责后勤处工作的刘赓云对比几家美国公司来的回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