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903();什么叫“不负责任”“我们党的领袖王明、康生同志”也算登峰造极了。

作为共产国际委员，“126”指示信、“王康信”中的错误，是有共产国际背景的，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他们都是关里人，王明还是个“南蛮子”，不了解东北文化，对东北党利用拜把子等方式开展地方工作大惊小怪，也不应苛责。但是，撤销满洲省委，群龙无首，引发东北党从未有过的组织混乱，却是他们一手造成的。种下祸根，铸成大错，回国前又不可思议地未置一词，扔下个纷争不已的东北党一走了之，更是错上加错，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就凭这两点及其灾难性的后果，说他们是罪人，客观上也不为过。

1937年3月31日，中共吉东省委书记宋一夫、五军党委书记周保中给中共中央代表团的信中，焦灼中不无愤怒地道：

中央代表团同志若再“放任”，实际上就是弃置。

“就是弃置”扔了，不管了，你们自己折腾去吧。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关于赵尚志与谢文东、李华堂成立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3个月后，谢文东、李华堂又与李延禄成立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前面已经说过了。

有人认为，比之“打”字当头的赵尚志，谢文东更喜欢广交朋友的李延禄。土龙山暴动，谢文东一夜成名，引来敌人重兵追打，用部下一些人的话讲，“屁大工夫弄个屌蛋净光”。赵尚志树大招风，重整旗鼓之际，他得好好掂量掂量，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不能莽撞。

与3军的联合，与其他各军的此类行为一样，遵循的都是前面第8章中的那三项条件。与甲联合了，是不是就不能与乙联合了协议中没有约定。当时好像想不到这一层，似乎也不需要约定，因为任何事情都有一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只是在土龙山暴动后的日子里，谢文东见识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好像也顾不得这些了。

周保中说：“八军在北满党与三军援助下所发展的。”对于这一点，谢文东当然更有发言权。这年10月，在日伪“讨伐”中，谢文东率队向小罗勒密转移途中，与3军不期而遇。谢文东握着赵尚志的手，热泪盈眶。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3军支持、帮助了他，这种感情自然非同一般。但是，当期望未能完全满足，实际上也不可能完全满足时，在利益面前，感情就变得脆弱了。

谢文东几次要将所部编入3军，无论出于什么动机，也无论赵尚志是否窥透其中的玄机，预想到日后出现的麻烦，3军军长的做法都是无可挑剔的。以谢文东和李华堂的声望、影响，与其联合，而不是收编，更便于团结更多的抗日队伍，有利于抗战大局。他成为这几支队伍组成的联军的总司令，也是坦荡的，无可替代的。

东进北上，之后是两次西征，3军是在不断地游击中发展、壮大并强大的，赵尚志则总是率主力在主要方向上指挥作战。从珠河游击队时期就是如此，他是个实实在在带兵打仗的军长。百忙千忙中，多少也能知道点联总的情况，可枪炮声中顾得上吗再说也鞭长莫及呀待到首次西征归来，问题已经很难解决了，更不用说还跟因撤销满洲省委而引发的种种误会、分歧，都搅和在一起了。

1936年11月15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周保中及五军党委的信中说：

我们认为五军北来松江一带活动，对于北满已有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忽视和不尊重是不正确，是离工作利益的立场的。

此次五军同志又在八军成立典礼中决定副军长、师长等，并派去政治主任，未在该总司令部明令之下及通知该总司令部。

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当然不能包刮括全东北，当然不能包刮括一、二、五、七各军，但他在北满凇江流域三、四、六、八、九、十以及北满、以及北满淞江各反日部里有他政治军事意义和地位，有他的工作历史和领导作用，有他的威信存在。我们不能要求一军在南满承认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不能要求五军在吉东，二军在东满，七军在虎饶，承认该总司令部。但如果那些部队到达凇江流域及与该总司令部领导下部队发生关系如果不发生关系问题还在其次，为了工作利益，应对该总司令部尊重和不能忽视。五军北来我们同意，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可以改组，以便包刮括五军。但在未改编之前，五军活动到凇江流域北满应加承认，才是正确者，便行活动与宋马聚一致。如果党领导下的队伍尚不如此，则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何以领导其他反日部队。

吉星沟军政扩大会，把东路反日联合军指挥部扩了进去，按理说4军就是新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成员了。可李延禄会后率队南返，谢绝的仅仅是不想留下组织军政府吗谢文东从未说过要脱离联军总司令部，可他用行动诉说的是什么在捐税征收中，8军不断与包括3军在内的联总所属部队发生纠纷、冲突，昭示的又是什么

1937年11月5日，周保中给谢文东等同志的信中，“向八军军部各负责同志征求意见，盼望八军参加第二路军”，是周保中的一相情愿吗

本来就是个松散的联合体，因了这些应该、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就变得越发松散了。

而且，“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东北”两个字，也逐渐开始引人注目了。

最早冠以“东北”字样的统战联合体，是前面已经写过的1934年4月1日，在南满成立的“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青为副总指挥。像近一年后以赵尚志为总指挥的“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样，是一种特殊时期、环境中的产物，应该说“东北”两个字就是那么叫着，并没有、起码是不一定有后来一些人说出口或没说出口的那种含义。问题在于南满的这个联合体没有多大声响就消失了，北满的则由“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而“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再“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一直存在着，“东北”两个字就逐渐变得敏感而微妙起来。

1936年1月20日，在宁安县镜泊湖北湖头5军军部，2军、5军召开两军党委特别会议，重要议题是研究成立抗日政府和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计划联合1军夺取安图，将其作为东北人民抗日政府和联军总司令部所在地。

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做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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