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官，也不知道这位李医官后来怎么样了。没人能说得清抗联曾经有过多少医官，能够比较详细地写在这里的只有两位。

“后死的我们”

孙国栋，1916年生于河北省大名县，十五岁参加西北军，又参加东北军，曾参加江桥抗战。1932年初报号“压满洲”，率百余人坚持抗战。1936年被3军收编为独立营，任营长，不久入党。1939年6月任3路军9支队25大队大队长，1940年冬任3路军政治部特派员，率一支小部队在绥棱、绥化活动。1944年12月在绥化九井子被俘，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前一天，被杀害于哈尔滨道里监狱。

下面是时任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检察官水口隆夫，写的一个检察官的自白中的有关文字：

8月14日下午两点，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副厅长西川海清先生把我找去了。

“日本已经完蛋了再让他活下去很危险，你马上把孙国栋给我杀掉”

我一听到孙国栋的名字，心里就不舒服。自从被警察逮捕以后，不用说，他受尽了严酷的拷打与审问，但是，在我审问他的全过程中，他一直坚强地正视着我。从他那十分严实的嘴里，听不到一句多余的话。他为数不多然而却是斩钉截铁的话语，充满了坚定的必胜信念以及对我们的强烈憎恨和坚决对抗到底的决心。

戴着手铐和脚镣的孙国栋从牢房里走出来。脚镣上挂着一把50厘米长的大铁锁，咣啷咣啷地，每走一步就响一声。在8个多月里，他过着非人道的、不断被野蛮拷打的监狱生活，双颊的肌肉已经塌陷下去，胡子乱蓬蓬一团。可是，他的脚步虽蹒跚，但从容不迫，没有一点儿恐惧与犹豫的样子。他的目光如晴空一般深邃，射出镇定的目光。

看守们便一起拉住孙国栋，他昂首直立的身躯晃动了一下，用那双燃烧起憎恶与愤怒火焰的眼睛紧紧盯着我们，然后，从心底里迸发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

“中国共产党万岁”

谁能说得清东北抗联总共有多少人

1937年最高潮时是3万多人，之前还有牺牲的、失踪的，被打散后找不到队伍回家的，以及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之后还有陆续参军的。

有人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八一五”光复，包括地方党，东北抗联的总人数应在5万左右。

“八一五”前后，从苏联陆续回国的，还在国内坚持战斗的，包括被关在监狱里的，已不到千人。

抗联研究专家马彦文老先生编辑的东北抗日联军名录，包括上述各色人等，共是1200多人。

除去开小差的、投降的、叛变的，很难说出幸存者的比例，留下姓名的约在2左右。

而无论有名，还是无名，牺牲者绝大多数是1938年后战死的、饿死的、冻死的。

前面已经引用过了，1935年无月日饶河反日总会追悼烈士的悼文中，追悼者称自己为“后死的我们”。

没人说得清这种叫“日本鬼子”的禽兽我执拗地称其为“它”、“它们”，在蹬腿挺尸前又残害了多少爱国志士，孙国栋毫无疑问是最后一批烈士中的一个。

从东北军到山林队，再到抗联，二十九岁的人生而参加14年抗战，那是怎样曲折的经历，该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壮举可就是这样一位有名者，除了慷慨就义时的情形而且还是鬼子提供的，我们还知道什么

他们不是烈士

著名作家刘白羽在人民英雄于天放中写道：“黑龙江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于天放的。听说他最近到海伦去了一次，从数十里外奔来成万的人来听他说话；他在北安经常有成群结队的人来看他，因此他那里经常挤满了人；听说他现在简直不能出去，到处就会给群众包围，群众简直着了魔一样。”

于天放，1908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三道沟，1928年以全省第一名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31年入党。“九一八”事变时差半年就毕业了，和张甲洲回东北拉队伍抗战，任巴彦游击队特派员，游击队失败后到富锦县立中学当教员、校长。1937年8月任联军随军学校教育长，之后为11军1师政治部主任、3路军6支队政委、总部特派员兼宣传科长。

前面引用过的张寿篯给负责同志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说于天放“负责精神不劣，工作积极，遇事沉静”。

“九一八”事变前后，在北平读书和流亡北平的东北学生有多少，回东北投入血火抗战的有多少而那时一所中学的校长，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和受尊敬的程度，甚至不亚于县太爷。至于1938年后不断有人冻饿而死的那种严酷的环境，对这位知识分子又是一种怎样与众不同的考验据说，“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这露营之歌中最著名的句子，就是出自他的笔下。

1940年10月22日，于天放谈龙江平原游击的感想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