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定川一战，夏军声势日振，宋军益衰，仁宗不得不谋求与夏议和，密诏知延州庞籍谕意李元昊，说西夏只要息战称臣，其帝号、国号尽可保留。直到庆历四年，李元昊迫于辽朝的进攻，急于和宋抗辽，始答应称臣，同时提出巨额“岁赐”。仁宗满足于西夏称臣，连忙回书李元昊说：“俯阅来誓，一皆如约。”答应了李元昊的求和条件。这年十月，宋夏和约达成，夏对宋保持名义上称臣，宋册封李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另加节日“赏赐”。

在宋夏胶着困战的同时，北方契丹政权也对宋朝虎视眈眈，抱有觊觎之心。仁宗亲政后，曾采纳知成德军刘平的建议，密敕河北沿边复建水田、广植树木，以备辽骑突入。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契丹以祭天为名，在宋辽边境屯结军队，作出兵侵宋的准备。仁宗闻报，命河北整饬军备，调夫役修治河北沿边城池、关河壕堑。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初，契丹大军压境，派人面见仁宗，质问宋朝为何出兵伐夏和增修边防，要挟宋朝把后周时收复的瓦桥关以南的10县之地割让于契丹。仁宗派右正言富弼出使契丹，提出或和亲或增“岁币”议和。几经交涉，契丹方面答应不割地，只增纳岁币重订和好。富弼力争不可言“纳”，契丹方面则坚持或称献，或称贡，或称纳。仁宗最后屈从契丹之意，许称“纳”字而和。这年十月，双方缔结和约，宋朝以后每年增纳契丹银绢20万两匹。契丹竟趁宋朝困于西夏之际，不费一兵一卒，凭空取得了巨额贡纳，这对宋朝来说，无异于又一次“澶渊之盟。”

三、推行新政半途而废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二月，知兖州范讽被人弹劾，仁宗命李迪、吕夷简处理此案，吕夷简暗奏仁宗，说李迪党庇范讽。仁宗不分青红皂白，即将李迪罢相，复擢枢密使王曾与吕夷简同相，实际上，由吕夷简独揽大权。吕夷简竭力迎合仁宗天下大治的太平心理，极意粉饰，一味奉承，使宋王朝更陷入日益严重的统治危机之中。

仁宗亲政后，效法唐太宗“网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广开仕路，每届科举入取额多达千人以上。“殿试不黜落”也从这时起，成为不成文的规矩。取士日多，恩荫无节，加上内臣、外戚之类，进无辍止，使冗官冗吏局面日趋严重。在与西夏的战争中，宋军虽屡屡战败，所任边将却越来越多。为备辽御夏，又不断扩充军队，使军员比真宗时的40万人，猛增了一倍多。

因此，朝野忧国忧民之士担心着国家的兴亡、宋王朝的前途，他们纷纷上书，要求变革图强。其中的突出人物就是范仲淹。

初登大宝的仁宗即擢范仲淹任谏职，范仲淹就上疏，力请裁抑冗滥，提倡节俭，主张变法图强。仁宗欣赏范仲淹的为人和胆识，又迁任他为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

严酷的现实使仁宗也隐约地感到了统治危机，开始有意更张政事，革除弊端。他想到了主张变法革新的范仲淹、欧阳修、余靖等人。于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三月，增加谏官人额，选拔素负众望的集贤校理欧阳修、余靖以及职方员外郎王素等人，供职谏院。四月，又擢任长期被贬外官的范仲淹、韩琦为枢密副使。七月，复迁范仲淹参知政事，以翰林侍读学士富弼为枢密副使。亲赐范仲淹等人手诏，让他们条奏当世急务，并诏谕各地守臣，凡民间疾苦，有利国家之事，务公心咨访奏闻。九月三日，还在天章阁召见范仲淹、富弼诸臣，赐坐和笔札，令他们疏奏革新政事。

范仲淹随即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提出了10项改革主张，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与范仲淹上书的同时，富弼、欧阳修、余靖、韩琦等人也相继提出一些改革建议。仁宗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和建议，号称“新政”。

“新政”在仁宗的支持下进行。但是，新政的实施从开始之日起，就遇到朝廷中保守势力的反对。还在谏官王素、欧阳修等人上疏建议改革弊政之时，翰林学士苏绅就指斥他们是“虚哗溃乱”、“谋而僭上者”。尤其是反对派为抵制新法的实施，借仁宗最忌讳、几次下令申禁的“朋党”一事，掀起波澜。在吕夷简罢相后，曾起用判蔡州今河南汝南夏竦为枢密使。夏竦任职不久，被谏官余靖、欧阳修等弹劾，仁宗遂罢夏竦，以枢密使杜衍代之。

同时，“新政”也触及了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如实行“明黜陟”、“抑侥幸”便使一大批贪官污吏和高官贵勋的利益受到损害，致其首先发难，毁谤新政，且愈演愈烈。加之朝中“朋党”之论更如雷灌耳，使仁宗对新政由疑虑进而为动摇。而这时京东地区又发生了以王伦为首的兵变起义，陕西地区发生了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还有不少地方发生蝗旱之灾，仁宗都与实施新政联系起来，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后竟决意牺牲革新派，妥协反对派。

“庆历新政”似昙花一现，仁宗力志图强的信念也旋踵即逝。宋王朝仍沿着老路子继续走下去。

四、朝野惊变无奈立储

正当仁宗为朝廷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又传来使他更为震惊的消息：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军发生了王则领导的起义。宋军在贝州城下遭到起义军的顽强抵抗，损兵折将。仁宗又派宦官携带敕榜招安义军，也为王则拒绝。一个月过去了，起义还没有被平定，仁宗带着十分忧虑的心情慨叹说：“大臣无一人为朕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参知政事文彦博要求赴河北镇压起义，才使仁宗焦虑之心略得安慰。

庆历八年正月初，仁宗命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明镐为副，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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