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幸南海子的计划，遭到以徐阶为首的大臣们的竭力反对。他们担心皇帝玩乐之心日盛，为宦官所操纵，迟早累及国家，于是一次接一次地上疏劝谏。吏科给事中石星的奏章写道：我看陛下陷入通宵酒宴之中，纵情声色，朝廷大事不过问了，几个太监作威作福，天下如此便不可救药了。我请陛下注意六件事：一是养精蓄锐，保重身体；二是学习经典，效法圣贤；三是经常上朝，接见大臣；四是尽快批复臣子奏章；五是广开言路；六是明察秋毫，不近奸佞。石星的意见很中肯，却不对穆宗的心思。太监从中一挑拨，穆宗大发肝火，命令给石星廷杖六十，罢官为民的处分。60大板打完，石星血肉模糊，昏死过去。消息很快传出宫外，石星的妻子郑氏误以为丈夫被打死，悲恸至极，一头撞到柱子上气绝身亡。京师官员百姓闻讯没有不难过的。不久，多次劝阻穆宗游南海子的内阁首辅徐阶失宠。太监们乘机说了徐阶不少坏话，穆宗烦恼之中就打发他回家养老去了。自此之后，他纵情声色更是无人敢于拦阻了。但只经短短几年时间，本来身体强健的穆宗由于纵欲享乐耗尽了精力。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穆宗正在坐朝，突然站起来走了几步，不知说了什么，只是嘴不断地歪动，显然是中风了。文武百官目瞪口呆，一派诚惶诚恐。司礼太监冯保和大学士张居正连忙赶上扶住。穆宗被扶入乾清宫。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随即被宣入宫。只见穆宗斜倚在御榻上，已奄奄一息。3位大学士跪在御榻前，穆宗命冯保宣读诏书，命死后太子继位，期望3人能尽心辅佐。高拱等人泪流满面，叩头谢恩。第二天，36岁的穆宗皇帝就死去了。

第三百四十九章神宗朱翊钧

一、严督学习贤臣柄政

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正在坐朝的明王朝第十二位皇帝穆宗朱载垕突然中风，翌日驾崩。六月初十，10岁的太子朱翊钧登极即皇帝位，定年号为万历。朱翊钧是明代二十一位皇帝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他贪财好货，懒散拖沓，昏昏噩噩地驱使权力的巨辇奔忙了48年。从而使早已衰败的大明江山，彻底陷入末路。

朱翊钧是穆宗的第三子，生于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其母为宫女李氏。李氏为商人之女，性柔媚、甚有谋略，而翊钧前边有两个哥哥均早死，因此翊钧成为了独子，所以母子都受到穆宗宠爱。翊钧5岁时，按李氏的意思，穆宗准其读书，这在大明历代皇子中，可算是一个特例了。大臣们于是都认定翊钧是位早慧的皇子。而事实上翊钧也的确聪明慧敏。隆庆二年，内阁大学士合疏请立其为太子，三月间，便正式册立。

上学不久，每当李贵妃带儿子给皇后请安时，皇后经常取经书来，将学过的内容逐段逐句考问。翊钧无不对答如流。这使严厉的皇后也欣悦异常。张居正是翊钧的师保，对翊钧的成长、尤其是读书问题，可谓倾尽了心力。神宗刚即位，他便提出要开“日讲”。隆庆六年八月，日讲就开始了。神宗元年二月后，又举行了经筵。“经筵”和“日讲”，是明代皇帝教育的方法。前者每月逢二日期举行，勋臣、大学士、六部尚书、都御史、翰林学士等都要到齐，由翰林院及国子监官员进讲经史，典礼很隆重。“日讲”则只是讲官和内阁学士的日常讲学。那时，神宗所读的主要是大学、尚书等典籍，除每月三、六、九视朝外，一概由张居正盯紧在东宫苦读。隆庆六年十二月，张居正取尧、舜以来天下君主所做的可效法的善事81件，应警戒的恶事36件，汇成类似于连环画的故事书帝鉴图说，以便形象地使神宗对为君之道能有个初步的理解。其后，他又命翰林院从历代诸帝的实录和明太祖的宝训中，选择材料，分门别类，编成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等40本书让神宗阅读。每有机会，他自己也总向神宗讲一些如何为君的正论，严厉精敏，使少年皇帝极其敬畏。对此，李太后极为赞赏，每当神宗不用功，她便把张居正搬出来，说：“告诉张先生吧，怎么样”或者“这叫张先生知道了可如何是好”使神宗在害怕之余，也隐隐地滋生了不满情绪。这给以后神宗残酷地报复张居正埋下了祸根。

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公元1573年1582年，是万历朝最为靖昌的时期，当时“海内肃清，边境安全”，太仓的积粟可支用10年，国库的钱财多时达400余万。当然，这主要不能算是神宗的“治绩”，而是张居正励精图治的结果。

张居正，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湖北人。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张居正被遴选入阁。第二年，他便向穆宗上了一封陈六事疏，主张实行改革，提出“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覆名实”、“固邦本”、“饬武务”六大急务，深得穆宗嘉许。但可惜穆宗早逝，张居正当时又不是首辅，所以这些颇具见识而又切中时弊的主张暂时还得不到实行。直到万历初年，他以帝师和内阁首辅的地位，大权在握，才雷厉风行地付诸实施。

这场改革最先从政治上开始。张居正认为嘉靖、隆庆政局的混乱，症结在于吏治腐败。官员“因循敷衍”、“吏不恤民”等等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农民不断起义。所以，他力主整顿吏治。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张居正提出“考成法”。考察的标准是“惟以安静宜民者为最，其沿袭旧套虚心矫饰者，虽浮誉素隆，亦列下考”。为了增强政权机构的办事效率，还建立了办事考成的制度。各部门都立文册二本，一本送各科备注，凡执行的公事，一律记载立案，实行一件，注销一件；另一本则送内阁稽考，同时，各科、部、院之间也相互制约和监督，使各级官吏都不敢敷衍塞责。这项改革在当时可谓轰轰烈烈、朝野震动。吏治与办事效率有了明显改观，使中央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其他改革的推行，奠定了基础。

这其中首先就包括经济方面的改革。万历初年，国家财政已露崩溃之象，无论朝野都十分忧虑。张居正从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开始，一面主持裁减冗官冗费，另一面也开始控制皇室费用，减少开支。万历五年，张居正提议清查丈量全国各类土地，实现“开源”，增加生产。到万历九年，土地丈量完毕，共查实田地700多万顷，比弘治时多出300万顷。在此基础上，张居正吸取了早在嘉、隆年间就在一些地区施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个制度后来被称为我国赋税史上的一次大改革。它的基本内容有四点：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不再区别银差和力役，一律征银。2田赋及其他土贡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这次改革，对生产和货币经济的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的重要改革，是整饬军备，加强边防。在蓟州一带，张居正继续重用著名抗倭将领戚继光镇守。使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长城一带的边防异常整肃，后人称戚继光镇守蓟州16年，“边备修饬，蓟州宴然”。在辽东，重用能征善战的大将李成梁任总兵官。万历二年十月，李成梁率部一举击溃为害边境的建州卫部落，斩女真都指挥王杲以下1100余人，取得了有名的“辽东大捷”。在北部的宣府、大同以及西至延绥、宁夏一带，任用王崇古为总督，对蒙古采取安抚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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